老舍和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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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开过的中国文联全委扩大会议上,看到了许多活着而病残的文艺界朋友,我的脑中也浮现了许多死去的文艺界朋友——尤其是老舍。老舍若是在世,他一定会作出揭发“四人帮”的义正词严淋漓酣畅的发言。可惜他死了!

我自己也感到他的作品有特殊的魅力,他的传神生动的语言,充分地表现了北京的地方色彩;充分地传达了北京劳动人民的悲愤和辛酸、向往与希望。他的幽默里有伤心的眼泪,黑暗里又看到了阶级友爱的温暖和光明。每一个书中人物都用他或她的最合身份、最地道的北京话,说出了旧社会给他们打上的烙印或创伤。这一点,在我们一代的作家中是独树一帜的。

一九六六年九月的一天,我的大女儿从兰州来了一封信,信上说:“娘,舒伯伯逝世了,您知道吗?”这对我是一声晴天霹雳,这么一个充满了活力的人,怎么会死呢!那时候,关于我的朋友们的消息,我都不知道,我也无从知道……“四人帮”打倒了以后,我和我们一家特别怀念老舍,我们常常悼念他,悼念在“四人帮”疯狂迫害下,我们的第一个倒下去的朋友!前几天在电视上看到《龙须沟》重新放映的时候,我们都流下了眼泪,不但是为这感人的故事本身,而是因为“人民艺术家”没有能看到我们的第二次解放!一九五三年在我写的《陶奇的暑期日记》那篇小说里,在七月二十九日那一段,就写到陶奇和她的表妹小秋看《龙须沟》影片后的一段对话,那实际就是我的大女儿和小女儿的一段对话:

客人来了!”我记得老舍赠我的诗笺中,就有这么两句:

小秋点了点头,说:“可是二妞子已经死了,她什么好事情都没有看见!”我心里也难受得很。

感谢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也挽救了文艺界,使我能在十二年之后,终于写出了这篇悼念老舍先生的文章。如今是大地回春,百花齐放。我的才具比老舍先生差远了,但是我还活着,我将效法他辛勤劳动的榜样,以一颗热爱儿童的心,为本世纪之末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的主人,努力写出一点有益于他们的东西!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戏剧》1978年第7期,后收入《晚晴集》。)

二十五年以后,我的小女儿,重看了《龙须沟》这部电影,不知不觉地又重说了她小时候说过的话:“‘四人帮’打倒了,我们第二次解放了,可惜舒伯伯看不见了!”这一次我的大女儿并没有过去搂着她,而是擦着眼泪,各自低头走开了!

我们就告诉老舍:“您若是带些朋友来,就千万不要挑星期天,或是在孩子们放学的时候。”于是老舍有时就改在下午一两点钟和一班朋友上山来了。我们家那几间土房子是没有围墙的,从窗外的山径上就会听见老舍豪放的笑声:“泡了好茶没有?

关于老舍,许多朋友都写出了自己对于他的怀念、痛悼、赞扬的话。一个“人民艺术家”、“语言大师”、“文艺界的劳动模范”的事迹和成就是多方面的,每一个朋友对于他的认识,也各有其一方面,从每一个侧面投射出一股光柱,许多股光柱合在一起,才能映现出一个完全的老舍先生!为老舍的不幸逝世而流下悲愤的眼泪的,决不止是老舍的老朋友、老读者,还有许许多多的青少年。老舍若是不死,他还会写出比《宝船》、《青蛙骑士》更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因为热爱儿童,就是热爱着祖国和人类的未来!在党中央向科学文化进军的伟大号召下,他会更以百倍的热情为儿童写作的。

去搂着她,劝她说:“你知道吧?这都是解放以前的事了。

后来不是龙须沟都修好了,人民日子都好过了吗?我们永远不会再过那种苦日子了。”

现在,老舍赠我的许多诗笺,连同他们夫妇赠我的一把扇子——一面写的是他自己的诗,一面是胡藉青先生画的花卉,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都丢失了!这个损失是永远补偿不了的!

挥汗频频索好茶。

一九五一年,我们从日本回来。一九五二年的春天,我正生病,老舍来看我。他拉过一张椅子,坐在我的床边,眉飞色舞地和我谈到解放后北京的新人新事,谈着毛主席和周总理对文艺工作者的鼓励和关怀。这时我的孩子们听说屋里坐的客人是“舒伯伯”的时候,就都轻轻地走了进来,站在门边,静静地听着我们谈话。老舍回头看见了,从头到脚扫了他们一眼,笑问:“怎么?不认得‘舒伯伯’啦?”这时,这些孩子已是大学、高中和初中生了,他们走了过来,不是拉着胳膊抱着腿了,而是用双手紧紧握住“舒伯伯”的手,带点羞涩地说,“不是我们不认得您,是您不认得我们了!”老舍哈哈大笑地说:“可不是,你们都是大小伙子,大小姑娘了,我却是个小老头儿了!”顿时屋里又欢腾了起来!

抗战胜利后,我们到了日本,老舍去了美国。这时我的孩子们不但喜欢看书,而且也会写信了。大概是因为客中寂寞吧,老舍和我的孩子们的通信相当频繁,还让国内的书店给孩子们寄书,如《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等。有一次我的大女儿把老舍给她信中的一段念给我听,大意是:你们把我捧得这么高,我登上纽约的百层大楼,往下一看,觉得自己也真是不矮!我的小女儿还说:“舒伯伯给我的信里说,他在纽约,就像一条丧家之犬。”一个十岁的小女孩,哪里懂得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作家,去国怀乡的辛酸滋味呢?

因为老舍常常被孩子们缠住,我们没有谈正经事的机会。

从那时起,他就常常给我寄来他的着作,我记得有:《老张的哲学》、《二马》、《小坡的生日》,还有其他的作品。我的朋友许地山先生、郑振铎先生等都告诉过我关于老舍先生的家世、生平、以及创作的经过,他们说他是出身于贫苦的满族家庭,饱经忧患。他是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汉语时,开始写他的第一部小说《老张的哲学》的;并说他善于描写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感情,很有英国名作家狄更斯的风味等等。

我们和老舍过往较密的时期,是在抗战期间的重庆。那时我住在重庆郊外的歌乐山,老舍是我家的熟客,更是我的孩子们最欢迎的人。“舒伯伯”一来了,他们和他们的小朋友们,就一窝蜂似地围了上来,拉住不放,要他讲故事,说笑话,老舍也总是笑嘻嘻地和他们说个没完。这时我的儿子和大女儿已经开始试看小说了,也常和老舍谈着他的作品。有一次我在旁边听见孩子们问:“舒伯伯,您书里的好人,为什么总是姓李呢?”老舍把脸一绷,说:“我就是喜欢姓李的!——你们要是都做好孩子,下次我再写书,书里的好人就姓吴了!”孩子们都高兴得拍起手来,老舍也跟着大笑了。

我认识老舍先生是在三十年代初期一个冬天的下午。这一天,郑振铎先生把老舍带到北京郊外燕京大学我们的宿舍里来。我们刚刚介绍过,寒暄过,我给客人们倒茶的时候,一转身看见老舍已经和我的三岁的儿子,头顶头地跪在地上,找一只狗熊呢。当老舍先生把手伸到椅后拉出那只小布狗熊的时候,我的儿子高兴得抱住这位陌生客人的脖子,使劲地亲了他一口!这逗得我们都笑了。直到把孩子打发走了,老舍才掸了掸裤子,坐下和我们谈话。他给我的第一个难忘的印象是: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孩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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