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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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在凝望窗外,惠子从后面按着我的肩膀,让我坐下,她自己坐在我的后面。我看不见她的脸。她说:“你知道,我母亲病得很厉害,已经有半年没有起床了,我又整天在外边跑,白天只好请一个看护来服侍她,夜里就由我和女儿两人轮班。母亲病了,医药费,还有其他的,当然又多花一些,我的稿子又卖不出去。人家拒绝用我的稿子,想叫我屈服——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掐住我。但是,我……我是不会屈服的。我已经选定了一条斗争的道路,”

惠子拉着我,回到桌边坐下,给我倒了半杯果子汁,对了一些冰水。她自己也倒了一杯。她举起杯来向我一笑:“这杯水就是告诉你,我还没有穷到喝不起果子汁的地步……说正经的,我至终也想出了个办法,就是‘吃瓦片’的办法。我一咬牙将父亲的藏书都卖了,又借了些钱,拆了旧房,盖起这几间房子。回头带你参观一下:卧房,卫生间,小厨房,应有尽有,满可以得到一笔不少的租金呢。这样,我每月有了固定的收入,就可以放心地搞我的工作了。现在我们祖孙三代挤在房边没有拆掉的两间小屋里,要是我母亲病情可以稳定下来,或者……”说到这里,她摇了摇头,仿佛要摇掉一些不幸的想法,“静江呢,明年春天就毕业了,我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了。”

她拦住我:“你不用安慰我,我知道你要说些什么。但是,我自己想起了也记住了一句真理,就是‘知识分子如果不同工农结合,必将一事无成’。现在我们行列里的工农群众,不是更少了而是更多了。现在,我举目四望的时候,只望着举着草席编的大旗的,头上缠着布巾的,他们给了我希望,给了我快乐……有一次,仿佛是一个奇迹出现了,我在青年的队伍中,发现了我的女儿——静江!她没有看见我,只顾使劲地挥舞着旗帜,喊着口号,脸上汗淋淋的,显出一种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愤怒和兴奋的光。”

这位老人,穿着深褐色的和服,很厚而雪白的头发,在后面挽成一个小髻,眉宇和言谈之中,都给人一种热情而慈祥的感觉。那夜我们谈得很热烈;惠子尤其高兴,她端出许多小菜来,像炸花生,牛肉干片等等,又开了一瓶五粮液,是她从中国带回来的。老太太也很健谈,她谈着反美日条约的斗争,也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谈了东京的轰炸;她说她房子前面完全给炸毁了,她丈夫的藏书只好都堆在甬道里,至今也没法子清理。这间屋子呢,白天是饭堂客厅,夜里就是卧室;她和惠子和惠子的女儿,三代人就住在这里。说到这里,她告诉我:“像我们这种境遇的人还多得很。不过,和我们背景相同,境遇同我们不一样的人更多。和惠子一样留学过美国的,男的也罢,女的也罢,几乎都是有很大势力的。他们替美军工作,替美国商人做生意……多多少少总要沾点美国统治者的光,而他们赚的呢,却都是日本劳动人民的血汗……惠子正和另外两位中国朋友谈着反美日条约的斗争,谈着那次的东京亚非作家会议,谈着两年前她的中国之行,谈得兴高采烈,大家喝了点酒,屋里似乎更暖了。我忽然想到时间已经不早了,这间是她们的卧室,耽误了老人家的休息,不太好,就慢慢地提议说,我们该走了。惠子再三地留我们,连说“不忙,我的女儿还没回来哩。”可是,我们还是站了起来。惠子知道留不住了,就笑着说:“这次带你们走前门吧。”

她低头擦去了落下的快乐的眼泪,接着说:“这个孩子,我素来只看见她下午很晚才回来的安静的神色,和在灯下默默地用功的眼光,我只看见她清晨从我母亲病榻旁边轻轻地站起,匆匆地拿起书包和‘便当’匣子,悄悄地对我说一声‘妈妈,我走了’的一些动作,我没有想到……这个时代的前进的潮流是怎样地推动了一个青年呵。我到处对人家演讲,宣传,而对自己的女儿,却没有好好地谈过一次知心的话。这不是我的力量,是广大人民的前进的力量,把一个年青力壮的战友,悄悄地送到我的身边!我还有什么顾虑呢,我还有什么寂寞呢……”她向我举起杯来,说:“让我们为前进的大时代,为千千万万的接班人,干杯!”

她紧握着我的手,“你不笑我狂妄吧,我把自己当做一个‘取火者’,我从你们那里,取得了真理之火:只有斗争,只有把美帝国主义者赶出去,日本人民才有出路……”

惠子脸上忧郁的神情,一下子没有了,她用十分怜爱而自豪的眼光,看看这女孩子,一面叫:“静江,这是谢阿姨,过来见见。”我赶紧站了起来,静江却很腼腆地笑着,远远地站在桌边鞠了一躬,把杯盘什么的摆好,又悄悄地出去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光明日报》1965年11月30日。)

她微笑着说:“这几间屋子刚刚盖好,还没有布置,实在没法子招待客人。不过,你是老朋友,同时我还有些话不方便在大庭广众中间对你说,因此,当你今天早晨打电话说你要在晚会之前来访我的时候,我就答应了。”

也许是为客人方便吧,我们都没有席地而坐,屋子中间铺着一块小地毯,摆了几张很舒服的椅子,旁边也都有小茶几。广冈老太太,惠子的母亲,从炭火盆旁边,一张单人沙发上站起身来欢迎我们,她抱歉地说她不能久立,因为春天又犯了关节炎。我们连忙请她不要客气,我们同惠子是老朋友了,她应当拿我们当作家里人看待才是。老太太笑着又坐下了。

我向周围看了一看,笑问:“你什么时候重盖了这几间屋子?我记得前年春天来的时候,还不是这个样子……”

这时房门轻轻地开了,我们都回过头去,一个胖墩墩的姑娘,单眼皮,红脸蛋,端着一个大盘子进来,上面有果子汁冰水,点心,花生米,还有一只长颈玻璃瓶,里面插着两朵红玫瑰。

前年一个春夜里,对我来说,印象是很深的:汽车走进一条狭小的街,司机下车来,用手电筒照着每一家的门牌,又走进黑暗的小巷里,以后出来说:“这家的大门不开了,请走旁门吧。”这时我们看见广冈惠子从司机后面伸出头来,手里也拿着一个手电筒,她一面带着我们往小巷里走,一面抱歉地说:“这地方在战争时期遭到轰炸后就没有收拾过。你们跟着我走,留神脚底下……”

我默默地望着她,心里想着她目前的环境……她凝视着水杯,说:“在今天的日本,做一个进步的作家是不容易的。你们回想起自己十几年前的情况,也就可以了解了。不过,我有过一次很痛苦的经验,几乎使我丧失了信心,你们听来也许会觉得好笑的。就是在反美日条约斗争的头一次示威游行的时候,有些我所认识的朋友,同在美国留过学的,和我站在一个行列里,我们肩并着肩,手拉着手,仿佛感觉到沸腾的血液在我们体内交流。我心里充满了希望,充满了快乐。可是,以后几次的游行,我发现我的同学朋友一次比一次少了。我手里拿着旗帜,举目四望,一阵阵的寂寞之感,向我袭来……”她说到这里,停了一会,我看见她闪着泪光的眼里,忽然露出了微笑。

伊藤惠子推开了书桌上堆满了的书,在桌角上给我放上一杯茶。她把一扇开着的玻璃窗拉严了,又匆匆地走出去,提进一个点着的煤气炉来,放在屋子当中。屋里渐渐暖了起来,也微微地闻出了新鲜的石灰和油漆的气味。

她拉开纸门,带我们走下仄廊,老太太微笑地在纸门边向我们鞠躬送别。

这时,前院里有了淡淡的月光,月光中看见一棵柿子树和一丛丛矮矮的黑影。现在枝头挂着几只柿子的,就是我那夜所看见的那棵树了,那么这间新的书屋,就是前年那间日本式屋子的旧址。

她自己拉过一张矮凳来,就坐在我的对面,把手里的茶杯放在身边地上。

昏黑里我们进了一道板门,经过很短的块石铺成的小径,走进了屋,屋里阴沉沉地,两边摆满了大书架,上面堆满各种各样的书!穿过三间这样的屋子,才进到一间灯光明亮的客室。

刚刚下过雨,天气还是阴沉沉的。在这间大屋子里,四平落地,西壁高过门框的一排大书架上,凌乱地堆着书籍和报刊;朝南几扇落地玻璃窗外,一棵柿子树,枝头挂着几颗深黄的柿子,衬着几片枯叶,在晚风中萧萧地摇着。靠窗一排矮矮的冬青树梢,和地面稀疏的青草上,都闪烁着雨点的微光。

这是一间日本式的屋子。“床之间”里挂着一幅长条的梅花,席上的一块紫檀木板上,放着一个白色瓷瓶,里面斜插着几朵水仙,和一枝猫儿柳。

晚晴的阳光,从云隙中射了出来,慢慢散走的一朵朵乌云,都镶上一道厚厚的灿烂的金边;绯红的霞光,照得树头那几只柿子,更加红得夺目。墙外街头的路灯,已经亮起,是我们一同去参加晚会的时候了……我们匆匆地走了出来。静江姑娘赤着脚穿着木屐,站在大门边送着我们,脸上仍是那种安静腼碘的微笑。我忍不住走过去紧紧地握住她的手。她的把握是有力的、火热的。我感到我接触的不只是一只火热有力的手,而是千千万万颗在大时代中奋勇前进的日本青年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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