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巴演员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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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巴”是草原上农民牧民所喜爱的民间舞蹈。“热巴”人来了总受他们的欢迎,而且被认为是吉祥的。但是上层社会却十分鄙视“热巴”艺人,把他们看作猪狗不如的,最卑贱最下等的人。欧米加参十三岁的时候,和他的三个姐姐,两个弟弟,都从观看父母和其他的“热巴”艺人的舞蹈里,琢磨会了这个广大藏民所喜爱的艺术形式。他们一家人组成了班子,过起了卖艺乞讨的生活。

欧米加参现在还努力地学习、创作,他认真严肃地学习兄弟民族的歌舞,如瑶族长鼓舞、苗族婚礼舞等。他刻苦钻研、反复琢磨,依靠了这种顽强的精神,他成功地掌握其他民族的弹奏和舞蹈。他正在编写的舞蹈还有:《农奴在欢笑》——是描写西藏农民的新的幸福美好的生活。《背水姑娘》——是西藏姑娘到雪山背水的故事,描写藏民对于解放军的热爱,还有《藏族都舞》——是描写藏族青年保家卫国的热烈感情。他脑中所憧憬的还有《春到西藏》和《西藏的新生》等等。他挥了挥手,笑说:“前些日子,我到了呼和浩特,看见那里怎样地从荒漠的草原,变成一个美丽的近代城市,我就想,平叛后的西藏,解放了的农奴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有那么美丽的雪山,那么深广的森林,那么多的牛羊,那么丰富的矿产,那么多的江河,呵,光明的西藏的将来,我心中充满了幻象,充满了激情。我要把我所熟悉的民族艺术加以整理、提高,完全融化在这些理想里,我有编不完的舞蹈,写不尽的歌词……”他的情感奔放得说不下去了……我望着这发出青春的幸福的光辉的双眼,我仿佛已经坐在灯彩交辉的舞台前面,看到了这一场一场的充满了美妙的诗情画意的西藏歌舞!更真切的是,我从他的发光的双眼里,看出了他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热爱,看出了党给他的又一次的意义更为深刻的新生!

这位草原上的“热巴”演员,坐在我的对面,向我滔滔地述说他的过去。我一面倾听他的故事,一面在欣赏他的表情。舞蹈艺术家到底与众不同。他有满头的卷曲的浓发,一双灵活深沉的眼睛,他的一扬眉,一举目,和双臂双手的挥动,都使由他嘴里说出的,先悲苦而后欢乐的曲折的故事,更加真切而动人。

不要这般悲痛吧,我的心和你的一样;痛苦下去是没有用的——痛苦的后面会升起幸福的太阳!

而我们却不愿把自己的痛苦告诉那些没有良心的人!

欧米加参小的时候,就有一个诚挚的愿望,愿望能去到拉萨。解放后,他又有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愿望能来到北京。

自从他结束了卖艺乞讨的生涯,加入革命工作的队伍,正如藏族谚语所说的:“挨过黑夜的人,才知道白天的可爱;受过折磨的人,才懂得真正的幸福。”他觉得是被当做人看待了,他从心底涌出热爱党热爱新社会的感情。他把全心全力放在工作上,在中央民族歌舞团深入各民族地区巡回演出的时候,他一路不辞劳苦地什么都干:搭帐篷,扛道具,砍柴,做饭……此外他还积极地学习汉语,学习文化,他和汉族同志们谈的话更多更深了,在党的亲切教导和培养之下,他懂得的事理更多了,要求进步的心情也更迫切了。

妈妈哭着求着地好容易把他拉回帐篷去,解开血肉淋漓的衣服,抚摩着他身上红紫纵横的伤痕,哽咽地哭出:“欧米加参,我苦命……苦命的孩子!”

这山头上面是白雪盖满的山峰,下面是无边的深郁的森林,中间一段是青青的草坝。草坝上纡徐地走着一条很长很长的深绿色的队伍,这队伍几乎走了一天。”红军过后,不知道为什么,中扎喇嘛忽然赖他的父亲偷了庙里的一条牛,还气势汹汹地向他们索要历年的欠租,本来他们耕种庙里的地,丰年也好,荒年也好,租税总是交不清的。前几年交不上租的时候,向喇嘛借了五十块钱的藏币,这债务就像缠在身上的青蛇,越缠越紧,几年之中,利上加利,欠债的数目已加到一千五百多块藏币了。喇嘛夺去了他们的所有家当,还扬言要抢走他的三个姐姐,就在这山穷水尽的关头,他们偷偷地向外祖母家借了一匹马,驮着一家八口人的全部“财产”,在林深月黑的一个夜里,悄悄地悲痛地离开日姆,开始了流离颠沛的生涯。

还有一次,在丽江,一群国民党的官兵叫他们跳“热巴”,他们跳了半天,累得满身是汗,最后在一阵轻蔑的哄笑之下,用刺刀把他们送出来了!

父亲叹息地对母亲说:“没有法子,我们跳跳‘热巴’要钱吧!”

仅仅是挨饿受冻,生活还是可以忍受的,有一天,欧米加参的弦子坏了,他在一个喇嘛庙后面捡到一只破牛角,正想把牛角尖截断掏空做个托子,一个面目狰狞的喇嘛忽然在他身后出现了,恶狠狠地问:“这是你可以来的地方么?”一面用手里的皮鞭,把这个苦孩子抽得满地打滚!妈妈在他哭喊的声中跑了来,遮覆在他的身上,也挨了喇嘛没头没脑的鞭打。

“我是从藏族的最低层被党解放出来的人,但是我在西藏看到,那里的藏胞所受的痛苦比我还深。藏族人民如果不粉碎农奴制度,是永远不得翻身的。你们去吧,把民主、自由、幸福带给他们,让西藏人民获得和内地各族人民一样的和平幸福的生活……”

这也表现解放后人们一律平等了,“热巴”艺人和艺术都得到了新生。

他自己曾写过说:“‘热巴’在过去是最被人看不起的。

当党组织热情地问他对于党的认识的时候,他却有点茫然了,他要再深刻地想一想,他那时候还弄不清楚一个党员应当起什么作用。

这边山坡上的小伙子我们高高兴兴地跳起唱起来祝福全世界人民幸福吉祥谈到“热巴”,他容光焕发了!他对我娓娓地谈起了西藏的舞蹈。他说:他小的时候,先学的是“弦子”。“弦子”是一种乐器,很像二胡,不过弓和弦都是用马尾做的。唱“弦子”的时候,弹奏、歌舞都由一两个艺人包办。从艺技来说,“弦子”比“热巴”还优美。

他到了北京以后,感到北京比他的想象还要庄严美丽,用他自己的话:“住得越久,爱得越深。”一九五六年,中央民族歌舞团随同中央代表团,到拉萨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在去西藏的途中,欧米加参比任何人都欢喜而兴奋。

他终于要求入党。

但是,在他们的心灵深处,还是切切地希望着将来的幸福美好的生活的,他们互相安慰,互相鼓励着唱:

“热巴”是广大农牧民所喜爱的民间舞蹈,伴奏的乐器有弦子、手鼓、铃铛等。“热巴”艺人虽受上层社会的轻视,而却为农民所羡慕。农民们叹息着说:

我们经历了千辛万苦,忍受着摧残和侮辱,到处流浪……一年到头都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是人家的牛圈羊圈;不管是冬天、夏天、晴天、雨天,都穿着一套破烂的衣服。哪里能吃一顿就在哪里住下,下一顿永远是不能预知的。吃一顿酥油糌粑和奶茶就更说不上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香港《大公报》1963年3月15日。)

提到“孩子的病痛”,欧米加参是有过痛苦的经历的:在他流浪卖艺的年头,他的第一个五岁的孩子得了一场病,“穷人的孩子也是宝贝”,全家把血汗换来的一点积蓄,送到喇嘛庙里去给孩子念经消灾,钱花完了,孩子也死了。他的第二个孩子是在北京生的。有一次这个孩子也得了重病,可是在医院里打了一针就好了。这使得欧米加参加倍地热爱这个新社会,而对于愚昧的、压迫剥削人的西藏农奴制度,更引起加倍的痛恨。

可是到了拉萨,他的情绪低沉下来了!佛权胜地的布达拉宫是雄伟美丽的,但是拉萨城中到处看到瞎眼缺鼻、断臂残腿的沿门乞讨的丐者,他们的悲惨的形状和那些高楼大厦贵族老爷们骄奢淫佚的生活,成了一个极其强烈鲜明的对比!他在沿途所看到的西藏农村的荒凉景象,和内地农村的蓬勃发展相比,一边是光明灿烂,一边是黑暗消沉。回忆起自己解放前的痛苦生活,他对本族同胞涌起了最大的同情,对于解放了他的中国共产党发出最深的热爱。

他创作的《草原上的热巴》,是描写象征着吉祥和丰收的“热巴”艺人来到春天的草原上,农民们出来欢迎他们,在春天绿野,红花清泉之间,农村里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和着“热巴”人弹奏的音乐,翩翩起舞。人为的隔阂没有了,艺人与群众之间,交融着洋溢的热情。

这几年里,他走过了祖国许多地方,看到了祖国辽阔富丽的土地,看到了各种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特别是各少数民族在政府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先后建立了自己的自治地方,一日千里的发展着本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这一切,都使他更加热爱这个灿烂庄严的祖国。

在他九岁的时候,有一天,听说红军走过雪山,老百姓们都跑出去看。他用手比划着兴奋地说:“我记得清清楚楚:

一九五九年,西藏的叛乱平息以后,百万农奴开始了新生。欧米加参欢畅的心情,是难以想象的!他给中央民族学院的一批回藏工作的藏族学生,写了一封恳挚的信,他说:

但是有谁看得起“热巴”人?

这里应该特地提到:一九五六年七月,欧米加参西藏回来以后,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他们就这样一边卖艺乞讨,走过了崩子壤、维西、丽江、大理、下关、中甸……中国解放了,他们十七八年的流浪痛苦的生活结束了。在中甸,他们看到了“幸福的太阳”。

年轻的藏族舞蹈演员,欧米加参,他的故乡是在四川和昌都地区交界的巴塘,但他很小就离开那里了。他的祖父是巴塘的农民,在四十多年前,和其他三位藏族同胞,带头反抗当地的反动统治,这个山区小城被洗劫了,死了三百多人,那三位起义者都牺牲了,他的祖父带着全家逃了出来。欧米加参的童年是在日姆过的,他的父母是那里中扎喇嘛的农奴。

一九五三年的端阳节,中甸有个各民族的盛大的节日集会,欧米加参在这欢腾的节日里遇见了“民族文工团”。文工团的领导人邀约他以藏族民间艺人的身分,参加了中央民族歌舞团。他从云南来到了久已向往的北京,开始了各族演员亲密无间的大家庭生活,这个年轻的流浪艺人,在政府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下,茁壮地成长起来了。

“你们真像天上的鸟,到处飞翔,多么自由自在!我们是拴在土地上的、是打入地狱的人呵!”欧米加参微笑了,说:“我们的身世到底还强过农奴呢。我们跳起、唱起,沉醉于艺术的气氛之中,也有忘情的时候。就是在当初,我也热爱我的‘职业’。因为它不仅解决了我的衣食问题,给我以相当的精神上的安慰,并且还让我们给这些穷苦的农民们以极大的快乐。”

他谈了半天,始终没有触到他的艺术创作,在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会得三等奖的西藏民间舞蹈——《草原上的热巴》。我忍不住地提到我很喜欢这舞蹈里的一首歌曲:

一九五五年,到新疆演出的路上,他看了好几个本团带去沿途放映的电影,其中的《董存瑞》影片他足足看了五遍,这个共产党员光辉的形象吸住了他。他想:共产党员就是能为革命事业牺牲自己的一个人。董存瑞是个穷孩子,我也是一个穷孩子,他能做到的,我也一定要做到!关于他入党的这一件使他终生难忘的事,他写着说:“从此我的生命更有意义了,党给了我又一次的、意义更为深刻的新生,这一切我过去哪能想到梦到呢?党和毛主席的恩情,正像广大藏族人民所歌颂的那样:像雅鲁藏布江水一样,永远无有尽头!”

他们走过茫茫的草原,密密的森林,滚滚的金沙江,风里雨里,冰里雪里,一家人端着木碗,到处讨饭,夜里就彼此相挨地蜷伏在山洞中取暖。反动统治的压迫暂时逃脱了,但是彻骨的饥寒仍在紧紧地追随着。

他回忆起生命中这一大转折,兴奋地说:“从此我成了一个光荣的民族文艺工作者,再不感到自己是一个受人轻侮,无依无靠的人,而且已经是社会和国家的主人了;我再也不必忧虑自己的生活和孩子的病痛,而可以安心地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献出自己的力量了!”

在这些悲惨的日子里,他们只能含着泪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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