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忆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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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儿所这玩意儿,可不简单,唱歌吧,跳舞吧,这些我都不怕,只是整天的一个人带三四十个孩子,一个孩子一个脾气,有时也真心烦。但是我一想到我自己小时候的苦处,再看看每一个孩子,觉得个个都可爱。头几天乱过去了,孩子们很快地便和我熟悉起来,当我每天站在托儿所门口,看到孩子老远地看见我,就挣脱母亲的手,欢笑着向我奔来的时候,我的心中就阵阵地发热,母亲们笑着走了,我的眼泪反而落下来了……“我爱孩子们,孩子们也爱我,母亲们更是兴高采烈地支持,我们的托儿所渐渐地不但办日托,也办了全托。奇怪得很,这时不但母亲们不让我离开,我自己也不肯离开了——事实就是这样,我一直干了五年,我想,我还要一辈子干下去……”

我恋恋不舍地送她出来,我说,“忆慈,你是个受到表扬的保育员,请告诉我,是什么力量鼓舞着你,使你以保育儿童做终身的事业?”

后来我问我女儿,王忆慈的外号儿是怎么来的。我女儿笑说:“王忆慈最喜欢小孩子,到哪儿都是一群一群的孩子围着她,就像一只老母鸡似的。”因此当她们这一班高中毕业了,王忆慈没有参加大学的入学考试,而去当一个托儿所的保育员的时候,大家都不觉得奇怪。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日报》1962年6月1日。)

你简直是个大人了,听说你当了保育员了,这下子可真成了老母鸡了!”

王忆慈——老母鸡……”我高兴地搂起她来,“怎能不记得?

从城里回来,客厅里已经有人在等着我!一位年轻的女同志,笑盈盈地站起来,迎上来和我握手,“您还记得我吧?

这几个女孩子,都是属牛属虎的,也都有“外号儿”,比方说什么“小猴”,“傻丫头”,“胖奶奶”等等,“老母鸡”最小,大家也叫她小妹。其实她不一定最小,她们“叙齿”的那一天,我在窗内听见大家问她:是哪一月哪一天生的,她说:“我只知道我是属虎的,我母亲生我的时候,父亲不在家,两年后,父亲回来,母亲已经死去了……”这些话使得这一群小鸟似的女孩子们暂时静默了下来,我站起来,从窗内细细地看了王忆慈一眼:小小的个子,两条细辫子垂在胸前,脸上微微的有几点雀斑,眉清目秀,一团儿的天真和温柔——这时大家几乎是同声地说,“不知道没关系,就算你最小,我们都是你的姐姐!”说着大家把王忆慈围了起来。

她匆忙地笑着和我紧紧地握了握手,就走了。我呆呆地目送着她,直看着她转过墙角……五年前在我窗外坐着的那些女孩子,都已愉快勇敢地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了。王忆慈是其中的一个。在“六一”儿童节的快乐气氛中,我特别想起她,因记之如上。

“您知道我从小没有了母亲,父亲出差的时候多,我是寄养在人家长大的,我的那个干妈待我一点也不好,后来,父亲在北京长住了,每逢星期六,他下了班就去接我回来,星期天下午又把我送去。我记得那时父亲的那一间衾枕凌乱、桌椅蒙尘的屋子,对我已是天堂!

我认识王忆慈,是五年前的事了。那时我们住的房子离我女儿的学校很近,一放了学,她的同学们都到我们家里来温课。说是温课吧,女孩子们在一起,就像小鸟儿一样,吱吱喳喳的,她们端几张小椅子围坐在廊子上,又说又笑,常常闹得我看不下书,也写不出文章,但是若有一天,她们忽然不来了,我又感到闷得慌。

这一天,我们坐在我院子里的树下闲谈,王忆慈说:“我的父亲愿意我学医,我也完全同意,五年前的夏天,正在我准备大学的入学考试的时候,我们胡同里成立了一个托儿所,院子里几位年轻妇女刚参加工作,都高高兴兴地把孩子送了去。可是李大嫂从外面回来,眼睛通红,我问她怎么了?她不好意思地勉强笑了笑说:‘刚才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孩子到门口不肯进去,那个保育员出来了,一点笑容也没有,嘴里说:怕什么,快进来!一面连拉带扯地把孩子拉走了,我站在门口,听见孩子在里面哭,我的眼泪就止不住了,其实呀……真是……’

说到这里,她忽然低头看了看手表,连忙站起来,抱歉地说,“我该走了。今天是星期六,有个孩子家里打来电话,说是他妈妈摔了脚,没人来接,我就把孩子送回去了,恰巧他家就在这附近,就顺便来看看您……”

“到了我进小学的年龄,我说什么也不到干妈家去了。我告诉父亲我会管自己,还会帮他做事。从那时起,我和父亲快乐地生活着,我从小学读到高中。

我们吃完饭,父亲默默地抱着我坐在灯前,他用长满了胡子茬的脸,挨着我的耳朵,轻轻地说:‘忆慈呵,你想什么呢?怎么总是傻子似的?’总要到第二天醒来,发现自己是睡在父亲身边的时候,我才活泼了起来,有说有笑,父亲做饭洗衣服,我给他拿这个递那个,跳跳蹦蹦地,父亲也显得十分高兴,到了下午,看到父亲替我归着东西,我就又‘傻’了,我低下头,两只手紧紧地抓住一块手绢,坐在床角里,一直坐到该走的时候。到干妈家的路上,我的脑子里只涌现着干妈冰冷的脸,‘怕什么,快进来!’就是第一句打进我的头里的话——而这句话恰恰就和李大嫂刚才所重复的一字不差,我的双手忽然颤抖起来了!

“我们院子里的孩子都和我好。第二天,我看到李大嫂的孩子又哭着不肯去托儿所,我就同李大嫂说,‘您把他先放在家里吧,我替您看着。’李大嫂说:‘那怎么行呢?’可看见孩子拉住我不放,她也就忙忙的上班去了。别的孩子看见李家的孩子不去,他们也都不去了,直拉着我转圈儿。我有些后悔,我想,这样做岂不是拆托儿所的台?过了几天,听说那位保育员嫌累,不干了。街道上几位委员急得直转磨。我忽然想,我来当吧,那怕先做一年,等托儿所有了人,我再考大学也不晚。

她低了一会头,想了想,笑了,“开始的时候,我是以我的干妈做我的反面教员,回忆痛苦的过去,我把每一个孩子都当作从前的自己,从心里加意地体贴照顾。这些年来,受了更多的社会主义的教这话也许说得太高太远了吧?事实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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