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罗河上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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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子轻轻地咳嗽了一声,低声地说:“有过这类想法的知识分子恐怕不少,应该说连我们都包括在内——至少有我自己!驹井老先生,在听到一位非洲代表发言以后,很沉痛地对我说过:‘我们日本的知识分子,从明治维新起,一直眼望着西方,倾倒于西方文明,不用说非洲人,连亚洲人也看不上眼。’我们从来也不懂得知识分子应该和人民站在一起……没想到当我们全国的人民——包括知识分子在内,受到美帝国主义分子欺凌的时候,向我们伸出热情支持之手的,却是……却是我们一向所没有想起的亚洲和非洲的人民!”

我一边倒着茶,一边笑问:“我们的东京朋友们都好吧?

澡室的门开了,和子掩着身上的和服走了出来,一面向后掠着粘在额上的短发,一面笑说:“你们这里的水真热,我的身上足足轻了两磅!你知道,从离开东京我们就没有好好地泡过澡了,我们那个旅馆,只在早晚才有热水,而且还是温的!”她笑着坐到秀子对面的、圆桌边的一张软椅上,接过我递给她的一杯茶来,轻轻地吹着。

这时穿着阿拉伯服装的餐厅侍者叩着门进来了,他在小圆桌上放下一大茶盘的茶具和点心,又鞠着躬曳着长袍出去了。

我笑说:“东京会议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鼓舞,都是教育。

一天的光明,倾泻到屋里来,她们突然看见自己镜中绚烂的影子,吃了一惊似的,回过头来,在我点头招呼之下,含笑地走到门边,和我并肩站着……远远的比金字塔还高的开罗塔,像细瓷烧成似的,玲珑剔透地亭亭玉立在金色的光雾之中;尼罗河水闪着万点银光,欢畅地横流着过去;河的两岸,几座高楼尖顶的长杆上,面面旗帜都展开着,哗哗地飘向西方,遍地的东风吹起了!

我笑说:“我早就说过,你们尽管来,对我一点都没有麻烦,而且还给我快乐。在会场上见面,总是匆匆忙忙的……”

我笑说:“并不只是为你,我也怕直射的阳光,而且,在静暗的屋子里,更好深谈。”

床边的电话铃响了,把我们从沸腾的情绪中唤醒过来,秀子又像羞涩又像道歉地微微地吁了一口气,从掩襟里拿出一块边上绣着红花的小手绢,轻轻地擦着鬓角上的汗珠。我连忙走到电话机前面去。

我说着绕过床边去,拿起电话机,关照楼下的餐厅,给我们送上三个人的茶点来。

回来我把床头的电灯关上,在整理茶具的时候,发现一块绣着几朵小红花的手绢,掉在椅边地上。那是秀子刚才拿来擦汗的。把红花一朵一朵地绣到一块雪白的手绢上,不是一时半刻的活计呵!我俯下去拾了起来,不自觉地把这块微微润湿的手绢,紧紧地压在胸前。1962年3月18日(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1962年4月号,后收入散文集《樱花赞》。)

和子收敛了笑容,凝视着自己脚上银色的屐履,慢慢地说:“生活困难是不假,我的评论文章是不大登得出去了,就是山田先生,驹井先生……那么受人欢迎的小说家,也有些出版商不敢接受他们的作品……”她抬起头来,眼里闪着勇敢和骄傲的光,“的确,自从去年东京会议以后,我们都增加了勇气,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孤立在三岛之上,隔着海洋,不知道有多少人民,都在响应着我们的正义的呼声!最使我们感动震惊的,还是那些非洲代表们的发言。你记得吗?他们说:他们从前对于日本毫不了解,只知道日本曾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也从来没有把日本政府和人民分开来。到了日本一看,原来日本和他们一样,国土上也有美军基地,日本人民也受着压迫和奴役,他们的同情和友谊就奔涌出来了,他们愿意和日本人民一同奋斗到底……告诉你,这些话的确像清晓的钟声一样,惊醒了好多人;我们知识分子里面,还有不少人认贼作父,把骑在我们头上的美帝国主义者当做自己的保护者呢!”

和子高兴而又深思地说:“亚非作家会议,的确把日本作家围抱在反帝反殖民主义的、团结温暖的大家庭里……”

和子笑着向电话筒里说了几句日本话,便把电话筒放下了。“他们说我们一到了你这里,就不想回来了!我们和朝鲜代表团座谈的时间到了,他们在等着我们一同出发呢!”

秀子抬起头来,谦逊腼腆地微笑说:“我们到达的那一天,听说你们去接了两次,都没有接着。真是,夜里那么冷,累你们那样来回地跑,我们都觉得非常地……非常地对不起!”

谁说亚非作家会议是个政治会议?谁说亚非作家会议上的发言都是政治的鼓动和宣传?

“在迎接日本朋友上面,‘累’字是用不上的。你不知道我们心里多么兴奋!自从东京紧急会议以后,算来还不到一年,我们又在开罗见面了。为着欢乐的期待,我们夜里都睡不好,与其在旅馆床上辗转反侧,还不如到飞机场去呆着!”她笑了,“飞机误了点,我们也急的了不得……说到‘欢乐的期待’,彼此是一样的,算来从塔什干会议起,我们是第三次会面了,我一直以为世界是很大的,原来世界是这么小。”

只要这几大洲上的人民,互相伸出友谊的手……”

从我看来都是一篇篇最好的文学,都是从亿万人民心中倾吐出来的。”

通向凉台上的是两大扇玻璃的落地窗门,金色的朝阳,直射了进来。我把厚重的蓝绒窗帘拉起,把床边的电灯开了一盏。她刚刚洗完澡,额上鬓边都沁着汗珠,正对着阳光坐着,脸上起着更深的红晕,看见我拉过窗帘,连忙笑说:“谢谢你,其实我并不太热……”一面低下头去,把膝前和服的衣襟,更向右边拉了一拉,紧紧地裹住她的双腿。

我说:“世界原是很大的,但是这些年来,在我的心里,仿佛地球上的几大洲,都变成浮在海洋面上的大木筏,只要各个木筏上的人们,伸出臂,拉住手,同心协力地往怀里一带,几个木筏儿便连成一片了……我看到这一届亚非作家会议的徽章,上面是一只黄色和一只黑色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感觉!”

她抬起晕红的脸,热情激动的目光,扫过我们的脸上,和子和我一时都静默下来,只倾听这股冲破岩石的涌泉,让它奔流下去。

我坐在床边,给她点上一支烟,又推过烟碟去,一面笑说:

和子从桌上盘里拿起一块点心吃着,笑问:“你们刚才在谈什么,让我打断了?接着往下讲吧。”秀子微笑着望着我,我便把她的话重复了一遍。

和子又惊奇又高兴地望着秀子,又回过头来望着我,从她的眼光中,我记起和子曾对我说过,秀子是一个很羞怯很沉静的女子,从她嘴里不太容易听到什么兴奋激昂的话的。秀子动了感情了!

秀子的腰带是金色的,正配着她那件深紫色洒白花的和服。和子的腰带是银色的,衬上她的淡青色画着深蓝花的衣服,也显得十分俏丽。当她们在穿衣镜前徘徊瞻顾的时候,床侧的一盏电灯显然的不够亮了,我走过去把那层厚厚的帘幕拉过一边去。

她微笑着看着手里袅袅上升的轻烟,又低下头去,这时澡室里响起了哗哗的放水的声音。

秀子没有听见我们的话,只出神地用手摩抚着膝上的和服的边缘,似乎要把它压得更平贴一点,一面说:“还有昨天那位喀麦隆代表所说的,‘在帝国主义制度正在倒塌之中的今天,在帝国主义的恶魔正在血泊里挣扎颤抖的今天,还有哪一位作家,仍在接受“为艺术而艺术”和“文学和政治应该分家”的理论的话,这个作家就是杀害我们人民和我们文学的同谋犯!’这些话像隆隆的雷声一样,听得我耳也热了,心也跳了,在座位上简直坐不住,我想……我想跑出去……”

和子抱着秀子的肩头,笑说:“好一个‘春天一年比一年美好’!走,把这句话带到座谈会上说去。”她们推挽着走到床边,忙忙地捡起零碎的东西,装到手提包里,又匆匆地道谢道别,我依恋地把她们送到电梯旁边。

秀子说:“他们都好,谢谢你。尤其是从去年东京会议以后,他们都像得了特殊的灵感似的,一篇接着一篇地写。你知道,有些报纸刊物不敢用他们的文章,认为太触犯美帝国主义者了。他们的生活是有些困难的,但是他们读者的范围,天天在扩大,因此,他们的兴致一直很高。”

秀子的眼睛里,闪起欢喜的光辉,“你这句话多有诗意!

他们写作的兴致高不高?”

秀子紧紧地捏着我的手,看着我微笑说:“你记得去年我们在京都琵琶湖船上的谈话吧,那一天,东风吹得多紧?一年又过去了……无论在亚洲、在非洲,我都感到春天一年比一年美好,也觉得自己一年比一年年轻……”

我听到不少的非洲的作家在称赞这个成功的会议,他们对于日本作家们的努力,都有很深的感谢和敬意。他们也知道,在这次开罗会议上,日本作家们仍会举着东京会议的旗帜,奋勇前进的。”

秀子也站了起来。她们两个忙着从我床上拿起散放着的腰带,彼此帮忙着紧紧地扎起。

我把电话筒递给和子,说:“是你的。”

秀子急急地接着说:“我算是开了心窍,眼睛也明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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