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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印度教大神毗湿奴的另一称号,意思是杀死骄傲的恶魔马都的人。——译者我的哥哥们作过短期的努力之后,对我完全失望了——他们连骂也不骂我了。有一天,我的大姐说:

拉吉克里许那·穆克吉①正到他家访问,和他坐在一起。

有一天下午,她正在玩纸牌。她的一串钥匙拴在纱丽的一端,搭在她的肩上。我对于玩牌从来是不关心的,事实上我最讨厌打牌。但是我那天的行动却不带出这样子来,而且简直是十分热心地观看着。最后,在一边快要和了的紧张时候,我抓住这个机会去解那拴钥匙的结子。我手脚不灵,加上紧张而匆忙,就被她捉住了。这纱丽和钥匙的主人微笑着把纱丽拉下,把钥匙放在膝上,一面又玩下去。

有时候,古南德拉堂兄一定要知道我口袋里放着什么东西。在轻微的鼓励下,我的手稿就毫不羞愧地拿出来了。我不必说明我的堂兄不是一个严厉的批评家;事实上,他所表示的意见,倒可以作为极好的宣传。但是当我诗中的稚气到了太冒失的地步的时候,他就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我已经说过,家里的大人们对我失望了。我自己和他们对于我的前途都不屑于寄予希望。因此我可以自由地来专心写满了我的稿本。这样地填满起来的作品是不可能比企望的更好的。我心里除了一股热气之外没有别的,充满热气的水泡在懒惰的幻想周围,无目的无意义地鼓起来又落下去。没有发展成什么形式,只有运动的骚乱,一个水泡吹起,瘪下去,再吹起来。这里面任何微小的东西都不是我自己的,乃是从别的诗人那里借来的。属于我自己的只是我心中的烦躁、沸腾和紧张。运动是产生了,而力量的平衡还没有成熟,当然只能有盲目的混乱。

“你不舒服吗,泰戈尔?”这不过是一句简单的问话,但却是一句我所永不忘记的话。

①班吉姆(1838—1894),印度着名作家。——译者我年轻时代所享有的一个很大的便宜,就是弥漫在我家庭中的文艺气氛。我记得在我小时候,我常倚在可以望见那座有客厅房子的独立的建筑的凉台栏杆上。每天晚上这几间客厅的屋子都是灯火辉煌。华丽的马车一直拉进门廊底下,宾客来往不绝。我说不上那里面有什么样的集会,我只从黑暗中凝望着一排排亮着的窗户。隔断的空间虽然不大,而在我的儿童世界和这些亮光之间的空隙,却是很广阔的。

在我少年时期也看到另一种月刊,叫做《愚人之友》。我在大哥的书室里找到了几本,我就坐在他书室的门槛上,面对着小小的一角南面凉台,一天又一天地拼命读着。就是在这杂志的书页里,我第一次和微哈里拉尔,查克拉瓦蒂③的诗交上了朋友。在我当时所读到的诗中,他的诗最能感动我。

不幸得很!我读的瓦尔米基的《罗摩衍那》,只限于梵文读本选录的一小段,连这个我都不能完全应付,而且重新温理一下,我发现我的记忆力欺骗了我,许多我以为我记得的,都变得模糊了。但是在热诚的母亲等待着夸示她儿子的奇才的时候,我没有胆量去说“我忘了”;因此在我朗诵的句子里,瓦尔米基的企图和我的解说有很大的分歧。这位善心的、圣贤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饶恕这个求得母亲嘉奖的光荣的孩子的胆大妄为,但是马都苏丹①,骄傲的摧毁者,是不会饶恕的。

我刚念了几节,他只说“很好”,就走开了。

拉进德拉尔·米德拉(1824—1891),印度历史学家。

为什么我们现在不出这样的杂志呢?我们一方面有哲学和科学的文章,一方面有枯燥无味的故事和游记,但是没有那种普通人可以舒服地读着的质朴的杂志——就像英国的《陈伯》或者《卡索尔》或者《斯特朗德》——它们能够供给一般读者以简单而使人满足的家常便饭,而且是对最大多数人有最大的用处的。

我哥哥在这时候,天天坐在钢琴旁边,聚精会神地在创作新歌调。阵雨一般的旋律泉水似的从他跳跃的手指之下涌流了出来,阿克塞先生和我,坐在两边,为了便于记忆,就在调子制成之后忙着替这新调编歌①。在诗歌写作上我就是这样地做了学徒。

在这些书页里,我也为《保尔和薇吉妮》④的译文流了许①②③④法国作家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1737—1814)的代表作,描写一对少年男女纯真的恋爱故事。——译者查克拉瓦蒂(1835—1874),孟加拉语诗人。

这时候,微哈里拉尔·查克拉瓦蒂的叫做《吉祥诗》的组诗,在《雅利安哲学》上发表了。我的嫂子大大地被这诗的柔美所感动。其中的大部分她都会背诵。她常请这位诗人到我们家里来,还亲手替他绣过一个靠垫。这就给了我一个和诗人交朋友的机会。他渐渐地很喜欢我,我开始在一天的早、午、晚任何时间随便跑到他家里去。他的心和他的体格一样地宽大,一个幻想的圆光,像一个诗的星群,总在围绕着他,这仿佛是他的更真实的造像。他永远充满着真诚的艺术的喜悦,无论什么时候我去看他,我都在这气氛中呼吸到我的一份。我常碰见他坐在三层楼上的小屋里,在正午炎热之中,爬在荫凉的洋灰地上写诗。我不过是一个孩子,而他对我的欢迎永远是那样真诚而热烈,使我在接近他的时候,永不感到尴尬。那时候,包围在他的灵感之中,忘却了周围的一切,他就会对我朗诵他所写的诗或是唱出所作的歌曲。并不是他的声音里有歌唱的天才,但也不是完全无腔无调,人们会得到他写诗的用意。当他闭上眼睛,放出他的洪亮深沉的声音的时候,声音的表情弥补了表演的缺憾。我似乎还能听到他唱着他自制的歌曲。我有时也为他的歌词作曲,唱给他听。

古南德拉堂兄迎接这车子时狂笑的大风,把这辆车子吹回到那条不可能有车子走来的道路上,从此就没有消息了。

在我升到内院以后,我感到更难于恢复学校的生活了。我用一切逃避手段来逃脱孟加拉中学。以后他们又勉强送我进圣谢浮尔学校,结果也并不更好。

因此而产生的奴役状态是最坏的折磨人类的毒癌。

我哥哥一定是在忙着自己写作的时候被叫来的。他并不想听我把焚文译成孟加拉文的朗诵。

见过他一次的人,也决忘不了他的英俊、魁梧和庄严的相貌。

我越想到这一时期,就越体会到我们再也没有了所谓的穆杰利斯①的东西了。在我们童年的时候,看到了这一个作为前一代特征的密切社交的临终光辉。那时候乡邻的感情是那样地强烈,因此穆杰利斯成了一个需要,而那些在社交场合有所贡献的人,就受过巨大的欢迎。现在人们只为着事务而互相访问,或把它当作社会义务,而不是以穆杰利斯的方式来集会的。他们没有时间,他们中间也没有同样的亲密关系!

塔卡拉特那(1822—1886),孟加拉着名剧作家。

“我们都希望拉比会长大成人,他使我们大大地失望了。”我感到我的价值在社会上显着地下降了。但是我不能下定决心去被拴在学校磨坊的无尽折磨上。这和一切生活与美永远分离的学校磨坊,就像是一个可恨的残酷的医院和监狱的混合物。

我三哥的书架上,有一份全年合订本。我想法拿到了这个合订本,重复阅报的愉快之情,我至今还能回忆到。许多假日的中午就是这样度过的,我仰卧在床上,这本四四方方的书就放在胸上,读着一角鲸,或者古代卡齐②的奇怪的断案,或者克里斯那库玛里的恋爱。

但是我记得一件关于他的事情。

在我们小的时候,我把能拿到手的两极端的书都看了;我们看得懂和看不懂的都在我们心里活动下去。这就是世界在孩子意识中反映的情况。孩子懂得的东西就变成孩子自己的,在他了解以外的东西,就把他又往前带进了一步。

母亲对于我的卓绝的宣传,压抑不住她的情感,她想让所有的人都能分享她的赞赏。她说:“你必得把这个朗诵给都维京都拉听。”

自从我从喜马拉雅山回来以后,我得到越来越多的自由。

夜晚九点钟以后,上完阿哥尔先生的课,我就进去睡觉。

带我读迦梨陀娑的《战神的诞生》,一面翻译给我听。他也读《麦克白》给我听,先用孟加拉文解释了课文,然后把我关在课室里,直到我把这一天所读的都翻译成孟加拉文诗句为止。

多眼泪。那美妙的大海,微风摇荡着海岸上的枣柳树林,林外的小山坡上,有山羊在活泼地跳跃嬉戏——这些都在加尔各答的屋顶凉台上,幻出一个新鲜愉快的海市蜃楼。啊!还有那在荒岛的林径里,进行着的孟加拉的小读者和头裹花巾的小薇吉妮中间的恋爱追求!

若没有这样突然地把我的枷锁斩断,我可能终身残废。掌权的人总是不倦地举出自由被滥用的可能性,来作不给自由的理由,但是若没有这个可能性,自由就不是真正的自由。学习正确地使用一件东西的方法,就是通过错误地使用它。至少对于我自己,我真是可以说,从我的自由中产生的任何小毛病,总是把我带到纠正毛病的路上去。我从来不能把人家揪着我的肉体上或是精神上的耳朵,强迫我吞咽的东西,变成为我自己的,除了让我自由地取得的东西之外,我所得到的只有痛苦,没有别的。

父亲的从者基肖里当过达萨拉提叙事诗弹唱团的团员。

甘先生,是瓦当达瓦吉许先生的儿子,现在是我们的家庭教师。当他发现学校的课目不能引起我的注意力的时候,他就认为没有希望,放弃了这个企图,而进行另一种方针。他①尼拉达是梵文“云”的意思。是nira(水)da(给予者)的组合。

他会孟加拉文。有一次他问尼拉达,他班里的一个学生,他的名字的字源是什么。可怜的尼拉达①对于他自己的一切,一直都毫不在意——特别是关于他的名字,从来也没有费过心,所以他根本没有准备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在字典上许多深奥的、不认识的字当中,会被自己的名字所打倒,那就像被自己的马车轧死一样是滑稽的笑祸,因此尼拉达毫不羞愧地回答说:“ni是没有,rode是阳光;因此nirode,就是使阳光没有了!”

和我们长入少年时期的同时,我们的家庭大量地培养起①记谱的方法当时还没有应用,现在最流行的记谱法之一,就是作者的这位哥哥后来发明的。——译者音乐来了。这就给我一种便宜,使我能够不费力地把音乐吸收到整个身心里去。这也有不便宜的地方,就是没有给我以只有按部就班才能得到的技巧和熟练。因此,对于音乐上的所谓精通,我是没有得到的。

当代那班都·米德拉①的“讽刺文学”出来的时候,我正在不适宜于阅读的年龄。我有一个本家正看着一份,但是不管我怎样恳求,她都不肯借给我看。她总是把这本书锁起来。

我大哥那时已忙着写他的杰作《梦游记》。他的坐垫放在南边凉台上,前面摆一张矮桌。古南德拉堂兄每天早晨都来坐一会儿。他对于欣赏的广大的能力,春风般地催助诗歌的萌茁。大哥写了一会儿就把他写的朗诵出来,他对于自己创造的幻象的洪亮笑声,使凉台都震动了起来。

《梦游记》可以说是像一座寓言的超绝的宫殿,里面有数不清的厅堂、内室、甬道、角落或壁龛里摆满了设计奇妙、艺术精巧的雕刻和图画;在周围的地面上,布满了花畦、亭榭、流泉和荫凉幽静的处所。不但富有诗意和幻想,而语言和表现上的丰富多彩也是卓越的。这不是一件小事,这股创造力能把那样壮丽的、具备着一切艺术细节的结构表现出来,这也许就是我从不敢去仿造的原因。

我不知道别的学生对他的印象如何,但是我感到在他里面有一个伟大的灵魂,直到今天这回忆仿佛给我一张进到幽静的上帝殿宇的护照。

但是我的最能引起母亲的共鸣的成功,还在于那时内院只能满足于克里狄瓦斯的《罗摩衍那》的孟加拉译文,我却跟父亲读过大圣贤瓦尔米基的梵文韵律的原文。当我告诉她这件事的时候,她喜出望外地说,“给我念几段这一种《罗摩①仆人们称主人和主母为父亲母亲,称他们的孩子为弟妹。——译者衍那》吧,念吧!”

小旅行家充满了旅行的故事,而且由于每次复述时候的拉扯,这叙述越来越散漫了,以致和事实毫不相符。不幸得很!和一切其他事物一样,故事陈旧了,说书人的光荣也受了损害;因此他必须添上新的渲染来使故事永远新鲜。

从山上归来之后,在母亲的晚间露天集会上,我成了主讲人。在自己母亲眼里成为一个有名人物的诱惑,是那样地难以抗拒,就和这名誉得来的那样容易一般。我在师范学校上课的时候,在某个读本上头一次看到说,太阳比地球大过千百倍,我立刻就把这事实告诉母亲。这是为证明这个看来很小的人,在他身上也会有些伟大的成分。我有时也把孟加拉文法书上,在讲到作诗法或是修辞学时所用为例子的诗句背给她听。现在我在她的晚间集会上就讲些从普罗克特书上摭拾来的零碎的天文知识。

一盏阴暗摇闪的灯笼,挂在通着内外院的、长长的、装有软百叶帘的甬道里。甬道尽头的转折处,有四五层楼梯,是光线照不到的地方,下了楼梯我走到第一进方院的回廊上,一条柱子似的月光从东方天上斜照到回廊的西角,其余的地方都隐在黑暗里。在这一方块的光明中,女仆们聚在一起,伸着腿紧挨着坐在地上,把废棉搓成灯芯,一面低声地谈着她们乡村里的家事。许多这样的画面,难忘地印在我的记忆里。

越拿不到我就越想看,我下定决心,我必须也一定会看到这本书。

这样他使得我翻完了整个剧本。幸亏我把这译文丢失了,因而我也把作业的负担减轻了。

我记得有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使我赢得了古南德拉堂兄对我的特别好感。我除了得过一次品行优良的奖赏以外,从来也没得过奖。我们三个人中间,我侄子萨提亚是功课最好的一个。有一次他考得很好,得了奖金。我们到家的时候,我从马车里跳出来把这重要消息告诉了正在园里的堂兄。我跑到他面前,喊着说:“萨提亚得奖了。”他微笑着把我拉到他膝前去,问:“你得了奖没有?”我说:“没有。不是我,是萨提亚得奖了。”我对萨提亚的优良成绩的由衷喜悦,似乎特别地感动了我的堂兄。他转向他的朋友说着这件事,认为是很好的特色。我记得很清楚,我真是莫名其妙,因为我没有从这一点上来体会我的感情。因为没有得奖而得到了这个奖赏对我并没有好处。给孩子礼物是无害的,但是他们不应当得到报酬。使孩子害羞是不健康的。

对于文学的真诚爱好,比博学可贵得多,就是阿克塞·乔杜李的欣赏热情把我自己的文学欣赏唤醒了。他对于友谊和文学评论是同样的慷慨大方。在生人中间,他就像一条失水之鱼,而在朋友中间,智力和年龄的差别,对他是不发生影响的。和我们孩子在一起,他就是个孩子。当他在深夜从大人们的穆杰利斯中告辞出来的时候,我就留下他把他拉到书房里去。在那里,他坐在我们书桌上,以毫不消减的亲切,使他成了我们小小集会的灵魂和中心。在许多这种场合里,我听过他欢天喜地地讲解着一些英国的诗歌,做着欣赏的讨论,批评的探索,或是热烈的争辩,或是对我的朗诵自己的作品报以慷慨的称颂。

我心里想:“这下子逃不过了!”我提出一切我能想到的逃脱的理由,但是母亲坚持不听,她把我哥哥都维京都拉叫来,他一来到,母亲立刻就欢迎他说:“你听听拉比念瓦尔米基的《罗摩衍那》吧;他念得多好!”

仆人的管制告了终结;我用了许多方法使学校生活的羁绊也放松了;对于家塾的先生我也不给他以活动的范围。甘先生在带我读完《战神之诞生》以后又散漫地讲了其他两三本书,就离开了去从事法律的生涯。以后来了一位普拉遮先生。头一天他让我翻译《威克菲尔牧师传》。我发现我并不讨厌这本书;但是当这件事鼓励他为我学习的进展作出更精细的计划的时候,我就简直溜掉了。

①代那班都·米德拉(1829—1874),孟加拉语的剧作家。——译者拉进德拉尔·米德拉博士①编过一种附图的杂文月刊。

我的五哥乔提任德拉,是我文学和情感训练最主要的辅助人之一。他自己是一个热情的人,也喜欢唤起别人的热情。

这是关于德庇尼仁达神父的回忆。他和我们没有多大的接触——若是我记得不错的话,他只在短期内代过我们班上一个老师的课。他是西班牙人,仿佛在说英文的时候有点口吃。

大哥写出来的比他用到定稿上的要多得多,他的诗的灵感是那样地丰富,像过于繁盛的芒果的小花,在春天的芒果林荫中铺下了一层毯子,《梦游记》的撕弃的稿纸,也散掷得满房子都是。如果有人把这些稿纸都保留起来的话,今天真可以当作一篮花朵,来装饰我们的孟加拉文学。

他常给我讲印度历史上的故事。我还记得当我听克里夫①在印度建立了英国统治之后,回到家去又自杀而死的时候,我是如何地惊讶。一方面,写下了新的历史;另一方面,在人心神秘的黑暗里,却隐藏着悲剧的一章。在表面上那样①克里夫(1725—1774),征服印度的英国殖民主义者。——译者的成功之内,怎会包含有那痛苦的失败呢?这故事整天很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

拉姆沙尔瓦梭先生的责任是促进我们梵文的进步。他也同样地放弃了那无结果的、对他的不情愿的学生教授文法的做法,而代之以和我一同读《沙恭达罗》。有一天他想到要把我译的《麦克白》送给微达亚萨加尔先生看,并且带我到他家里去。

我们从前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交往,纷纭的谈话和断续的笑声,使得屋里和凉台上显得多么欢畅呵!我们祖先能成为团体和集会的中心,能创始和保持活泼有趣的闲谈,这种才能现在都消失了。人们还是来来往往,但这些同一的房子和凉台却显得空虚而荒凉了。

我还很小的时候,迦南德拉堂兄就在盛年逝世了。但是①②印度的一个爱国者组织。

非朗诵不可了,但是马都苏丹大发慈悲,只用他的一点降低骄傲的力量,把我放过了。

我的嫂子①是一个极其爱好文学的人。她读书并不是为①即作者家里的新娘,上面提过的作者五哥的妻子。——译者着消磨光阴,她所读过的孟加拉文的书籍充满了她的整个心灵。在她的文学企业中我是个合股者。她是《梦游记》的热烈爱慕者。我也是,尤其是因为我是在这创造的气氛中长大的,它的美和我心的每一条纤维交织在一起,幸而我完全没有力量来模仿这首诗,所以我从来不敢有一点这样的企图。

以后新秩序来到了,当我从里面的、我所想象的陌生的梦境里,得到了久已渴望的洋溢的关怀;当那自然的、应该是每天来到的东西,忽然连积累的余款,补偿给我的时候,我不能不感到晕头转向。

现在渗融在文学仙酒里的流质,给年轻人饮用的,只完全考虑到他们幼稚的一部分,而没有把他们当作成人。儿童①穆克吉(1845—1886),用孟加拉语写作的印度诗人和评论家。——译者的书应当包括一部分他们能懂和一部分他们不能懂的东西。

他没有让年龄的差别①阻碍我们之间知识与情感上的自由交往。他所给我的极可感谢的自由,别人是不敢给的;许多人甚至于责怪他。他的友谊使我有了去掉羞怯的可能。我在幼①几乎相差十二岁。——译者稚时期受过压迫的灵魂,对于友谊的需求,就像炎暑渴望云霓一样。

我们有半个钟头的时间仿写字帖;这就是我心不在焉地,手里拿着笔,思想到处漫步的时间。有一天德庇尼仁达神父在监督这一门课。他在我们椅子后面踱来踱去。他一定看见我一直没有动笔。他忽然在我的椅子边站住了。他俯下来轻轻地把手放在我的肩上柔和地问:

午饭以后,古南德拉堂兄就到我们这边房子里来处理房产事务。我们长辈的办公室是一种俱乐部。在那里面谈笑和处理事务自由地杂在一起。堂兄常常在长椅上靠着,我总找个机会挨到他面前去。

任何关于节庆、游戏、戏剧或是其他娱乐中的新颖想法,他总是一个踊跃爽快的赞助者,在他的帮助下,就会开花结果。

在我少年时期有一位朋友,他在我的文学进益上的辅助,是无法估价的。阿克塞·乔杜李是我五哥的同学。他是英国文学硕士,他对英国文学不但极其爱好,也非常精通。一方面,他对于我们孟加拉的老作者和毗湿奴派诗人,也有同样的爱好。他读过好几百首孟加拉无名诗人的诗,他放声高吟这些诗句,不管曲调和效果,也不顾听众不同意的表情。也没有

晚饭之后,在躺到宽大的床上以前,我们在走廊上洗了手脚;我们的保姆之一,亭卡里或是珊卡里,就来坐在我们头边,对我们唱着一个王子怎样地在旷野荒郊里一直漫游下去的故事。故事讲完了,屋里寂静下来,我面向墙壁凝望着灰墙上剥落的地方,黑一块白一块地在微光中模糊;隐现从这上面我幻拟出许多奇异的形象,一面就睡着了。有时在半夜,在我朦胧之中听见看夜的斯瓦茹卜在巡视楼廊时的吆喝。

在门边偷听,在屋角偷看,我曾充分地分享了这个诗筵,它是那样丰盛,那样富余。那时大哥正在才华英发的高峰;从他笔下奔涌出不停的滔滔波浪,形成一股诗的想象、韵律和词句的洪流,以喜悦横溢的胜利的欢歌,来充满泛溢它的两岸。我们能够充分了解《梦游记》吗?但我们在那时候是否必须完全了解才能欣赏它呢?我们也许得不到海洋深处的珍宝——即使我们拿到了又有什么用呢?——但是我们在海岸边狂欢戏水,在它们的冲击之下,我们生命的血液是如何欢乐地涌过每一根血管啊!

也许为这个原故,学生们对他说的话都不大注意。我似乎感到学生们对他的简慢使他不快,但他一天一天柔和地忍受下去。不知为什么,我的心在同情中总是向着他。他的脸并不漂亮,但是他的相貌对我有一种奇异的吸引力。无论什么时候我看着他,他的心灵仿佛都在祈祷,一种深沉的宁静充满了他的内外。

在那些日子里,每一件事物从器具到宴会,都是为多数人的享用而设计的。因此无论这些东西是多么豪华精致,也没有一点傲慢的意味。这些附属品,从那时以后在数量上是增加了,但是它们已变得无情,也不了解那能使贵贱一致地①孟加拉语,意思是不请自来的非正式集会。——译者感到宾至如归的艺术。那些赤裸的和衣衫褴褛的人,不能只凭着笑脸的魅力,而必须得到许可,才有使用或占据它们的权利了。我们今天在盖房子或设计家具时候,所想要亲近的人们,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社会和它的宽泛的款待。我们的毛病是,我们抛弃了我们原有的东西,但是我们没有在欧洲标准上面重建新东西的办法,结果我们的家庭生活就寂寞寡欢了。我们仍为事务和政治的目的而聚会,但从不纯为彼此见面而聚会了。我们不再想出机会,只为着热爱我们的同胞,而把人们聚集起来。我想像不出还有比社交上的鄙吝更丑恶的东西了;当我回忆到这些人从心底发出的朗朗笑声,使我们减轻了俗务的负担,他们仿佛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客人了。

在我少年时期,孟加拉文学的数量很少,我想我可能把当时可读和不可读的书都读过了。儿童文学那时还没有发展到有自己特殊类型的地步——但我确信对我并没有什么害处。

自从那时候起,我的天性才准备伸出它的针刺,而同时也开出花朵。我的经验使我并不怕恶,而更怕专制的努力求善。对于惩罚的警察,政治的或是道德的,我都有一种十足的恐怖。

他的这句话向我展开了一幅诱人的漫游的图画。做一个小旅行乐师,到处去走,又说又唱。我在他的节目里学了许多歌,对于这些歌的要求,比我的关于太阳的光球和木星的许多月亮的讲话,还大得多。

那时候我们年纪太小,不能参加那些活动,但是他们推动的热闹与活力的波浪,奔涌而来敲打着我们好奇的心门。我记得有一次我大哥写的一出讽刺剧在堂兄的客厅里排演。从我们这边,倚在凉台的栏杆上,我们能听到对面洞开的窗户里的哄堂大笑和滑稽的歌声杂在一起,我们有时也能看到阿①名画家加甘南达拉和阿巴宁达拉的父亲。——译者克谢·玛正达的绝妙的滑稽戏。我们不能准确地知道唱的是什么,但总在希望有一天能够知道。

以后我忽然想出一条妙计。我这位本家喜欢吃“班”,我赶紧去取“班”来放在她的面前。这就使她在站起吐掉“班”渣的时候,钥匙就掉在地下,她又把它放到肩上。这次让我偷到了,犯人逃了,书也读到了!书的主人想责骂我,但她的努力没有成功,我们两个人都笑起来了。

我的堂兄迦南德拉刚拿到塔卡拉特那①先生写的一个剧本,要在我们家里演出。他对于文学和美术的热情是无限量的。他是那一个团体的中心人物。他们永远有意识地努力从各方面引进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文艺复兴。服装上、文学上、音乐上、美术上、戏剧上突出的民族主义,在他心中和周围觉醒了。他在各国历史上,是个精研的学者,他已经开始用孟加拉文写了些历史研究,但是没有完成。他翻译并且发表了梵文戏剧《优哩婆湿》,还有许多有名颂歌都是他的手笔。在创作爱国诗歌上,他可以说是给我们做了领路人。这是在当“印度教徒协会”②还是个年会组织的时候,在会里总是唱他那首《唱到印度的光荣我感到羞愧》。

还有一位老神父是一切学生所喜爱的。他是亨利神父。他教高班;因此我不太认识他。

伊斯兰教的法官。

他也是这种能以无限的才力从一切东西里提取快乐的人。他时刻准备着从每一件事物上吸收一丝一毫的优点,同时立即唱出他的过分的赞歌。他有一种飞速地写出很好的抒情诗和歌曲的卓越天才,但是他不以作者自居。对于他用铅笔写过到处乱掷的成堆的稿纸,他从不加以注意。他的才气是充溢的,但是他对于他的多产却是那样的淡漠。

我对于萨拉达·米特和阿克谢·萨卡所编的古诗刊,也感到极大的兴趣。我们的长辈是这刊物的订阅者,但他们都不是经常的阅读者,因此我还不难拿到手。微德雅帕蒂的古怪的、错误百出的马提里文,因着它的不可理解就更吸引了我。我试着不看编者的附注,而去探索他的感觉,我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把出现过许多次的一切难解的字和它的上下文,一齐摘录了下来,并且根据我的了解记下文法上的特点。

有一天,在一首叫做《印度母亲》的诗里,在一行之末,我所能想到的唯一可押的韵,那个字是“车子”的意思,我必须把这车子拉进来,虽然连一条可让车子通过的道路的影子都没有——押韵的坚决要求,不肯听受纯理性的任何推托。

现在只要谁愿意,就能够把《钱德拉谢克尔》或是《毒树》一口吞了下去。但是一个月一个月地渴望和企待的过程,在漫长的中断之间,每一小段读着时候的集中的快乐,把每一期的故事在心头反复回想,同时在注视等候着下一期:满足之感和不满足的渴望,如焚的好奇心和它的安慰的混杂;这些阅读原作时拖长的快乐,没有人再能尝到了。

他有一种不可抵抗的社会影响。他能够把人们吸引到他的周围而且永远和他连结在一起;只要有他的强大的吸引力在那里,就决不会有分裂的问题。他是我们国家特别类型的人物之一,就是以他个人的吸引力,很容易在他们的家庭和村庄里出名。在任何一个有大的政治、社会或商业团体的国家里,这种人会自然地成为民族领袖。把许多人组织到一个团结的团体的力量,是依靠一种特殊的天才的。这种天才在我们国家里都白废了,白废而又可惜,我认为,就像是从天上摘下星星来当火柴用一样。

当我们一起在山上的时候,他常对我说:“啊,小弟弟①,我们若是有你来参加我们的说唱队,我们就能作很好的演出。”

乔提任德拉哥哥毫不保守地让我用自己的方法去学习。

他的一篇长诗在《孟加拉大观》上发表的时候,受到很大的欢迎,我听到过许多人在唱着他的诗,但却不知道是他写的。

以后就来了班吉姆①的《孟加拉大观》,像风暴一样卷走了孟加拉人的心,等待下月份的刊物发行出来已经够苦的了,而且还要家里的大人们都看过才轮到我看,这简直是受不了!

我进到这位伟大老师的堆满书籍的书房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厉害;他的静肃的容貌也不帮我恢复我的胆量。但是,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得到这么有名的听众,我心里有很强烈的求名的愿望。我回去的时候,我相信有一些可以使我兴奋的理由。至于拉吉克里许那先生,他只满足于劝告我,在女巫角色这一部分,所用的语言和韵律,要小心地使它和用在普通角色上的有所不同。

我记得更清楚的是他的弟弟,我的堂兄古南德拉①。他也总使这家庭里充满了他的人格。他的宽大仁慈的心,把亲戚、朋友、客人和家属都一视同仁地拥抱了起来。不论是在他宽阔的南边凉台上,泉边的草地上,或是池边的钓台上,他总在主持着一个不招自来的集会,像一个“殷勤”的化身。他对于艺术和才智的广泛的欣赏,使他永远发出热情的光辉。

在圣谢浮尔有一个珍贵的记忆,我至今还新鲜而纯洁地记在心里——就是学校里的老师们。他们并不都是最好的。特别是我们班上的老师们,我在精神上说不上尊敬与否。他们一点也不高过教师们的教书机器的种类。就是这样,这个教育机器是无情地有力,再加上宗教的外面形式的石磨,年轻的心就真正地被碾干了。我们在圣谢浮尔得到的就是这个机器推动的磨石式的教育。但是,像我所说的,我保有一个把我对于教师的印象提高到理想水平的回忆。

他是瓦尔米基和迦梨陀娑的热诚爱慕者。我记得有一次,在他用全副声音朗诵着迦梨娑陀的描写喜马拉雅山的诗以后,他说:“在这里面一连串的长A音,不是偶然的事,诗人有意地从Devātma到Nagadhirāja,一直把这声音重复下去,来帮助他表达出喜马拉雅山辉煌的广阔。”

他的抒情诗的那种天真活泼的笛子旋律,唤醒了我心中的田野和林沼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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